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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人和苏南人有什么不同？谁定义了，苏北

人气：133 ℃ /2023-11-23 08:26:45

作者丨花生露

编辑丨菠菜

中国最厉害的武器是什么？

不是范闲他娘留下的绝世兵器，也不是李云龙的意大利炮，是地图炮！

毕竟，再厉害的实体武器也射程有限。而地图炮，因为一炮就能横扫一大片人，深度无差别攻击，在武器丛中独步天下。

每年的热门新闻下，也都少不了地图炮的身影。

偷渡途中死亡？一定是胡建人了。

热衷于加入学生会？山东人无疑。

因为地图炮火力过猛，不少人民群众干脆用自嘲作为回应：

犯我大河南者，有井无盖。

俺们东北人也不都是黑社会啊，谁再这么说我砍死他……

砍人？放着我来，我们广西少数民族每年有3个免费杀人名额。

就在其他省份都抱团取暖或同仇敌忾之时，有这么一个奇葩省份，根本不屑于向其他省份开炮，他们满眼都写着两个大字：

内斗

山东舰亮相后，各省都在畅想捐钱给自己家乡造航母，而江苏人民的反应是这样的——

一艘绝对不够，最好苏南苏北各捐一艘，苏中南京也可酌情再造，联合舰队的名称都是现成的，就叫“苏联”。

微博@维稳先锋卡菊轮根据网友脑洞画出的“苏联号”概念图

苏南苏北之间到底什么仇什么怨？在大内斗省的恩怨暴露在全国人民视野之前，省外人士往往以为，南北不过是地理属性的划分。

然而，在日常对话中，“苏北人”一词出现时，背后隐含的意味却并不单纯。

“你今天这个衣服很难看，像苏北人穿的。”

“苏北的火车真的少，还都是夜班车，据说是以前治安不好，担心晚上有苏北人偷车上的东西……”

有些话则根本分不清是褒是贬：

“你看起来根本不像苏北人啊。”

“苏北人哪能像你这么好？”

苏南人往往会调侃苏北人穷困、愚昧、审美不好，而苏北人则用苏南人小气、尖刻、妄自尊大予以回击。

更外省人困惑的是，苏南苏北之间的分界线并不明朗，初级学者认为是以长江为界，地理好一些的会提出是否按淮河划分。但是南京、扬州到底算不算苏北？启东和海门呢？江苏人在好心为大家补一补人文地理知识之余，也免不得要承认，其实苏南苏北的划分主要看心情。

全中国最爱内斗的省份，为什么会是江苏？

为什么“苏北人”会变成一个歧视性称呼？这些歧视的根源是什么？

源自上海的傲慢与偏见

鲜有人知的是，虽然被称为“大内斗省”，对苏北人偏见最大的，并不是省内苏南人士，反而是上海人。

美国社会学者韩起澜80年代在研究上海族群关系时，就敏锐地发现上海人对祖籍地源自江苏北部的人士有不小的偏见。而上海人听到她在研究“苏北人”这个话题时，往往就会投来惊讶的目光。一是好奇为什么选中了这个崎岖的课题，二则，在沪语中，“苏北”一词都算客气，“刚波宁”（江北人）才是不折不扣的贬义。

韩起澜在经过大量调研之后，得出一条结论：

苏北是文化概念而非地域概念，苏北人在上海人面前才成为了苏北人。

是的。苏北这个概念首先是因为上海的存在而成立的。从民国到现代，一个出生在江苏北部的人，如果他选择去北京、深圳、武汉一类的大城市里工作，他只会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江苏人，并不会被本地人特别强调是苏北人。

上海人如此针对苏北的原因也不难理解。在民国到建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众多苏北移民涌入上海，就如同因为马铃薯减产逃荒去美国的的爱尔兰人一般，承担起了相当多的本地人不愿意做的低端岗位，包括黄包车夫、搓澡工、剃头工人等等，女性则做起帮佣、纺织工。

黄包车出现之前，多是苏北的独轮推车拉物载人，又被称为“江北马车”。

19世纪，黄包车由日本引进上海租界，大量因为语言与文化问题难以融入上海的苏北人承担起拉车的角色。根据韩起澜的调查，30年代上海黄包车夫的人数从一两万飙升至80万，而这其中，90%是苏北人，大多来自盐城和阜宁。

但是“苏北人”又并不是简单的地域概念。同样因移民而起，但“苏北人”并不像现在生活在美国的“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移民那样可以轻松凭借祖籍划分。

按字面意思，苏北是“江苏北部”，但究竟是按长江以北还是淮河以北来算，众说纷纭，就连大半个城市都在长江以南的省会南京，往往也被划入苏北人阵营。甚至，山东和安徽的一些地区，也会被纳入“苏北”范畴……

南京市除了浦口区和六合区以外，大部分都在长江以南。

足球史上曾有一则著名的地域歧视案例。2014年，某上海籍解说员在麦克风试音时，将江苏舜天队所有球员都统称为“苏北狗”，就连外援都不放过，分别是“来自黎巴嫩的苏北狗”和“来自巴西的苏北狗”……

他所针对的，是舜天队所在地南京。试音片段意外播出后，解说员被开除。

然而，上海人是那样灵活地在运用“苏北”这一称谓，就连已经移居海外多年的上海人也会坚持文化输出。韩起澜采访到一位赴美定居多年的上海籍老年女士，每当她在纽约地铁上想抱怨波多黎各人或者黑人素质低下的行为时，就把他们说成是苏北人。这样就可以规避种族歧视的指责。

《我和我的祖国》里，女排段落也有苏北人在上海不合群的影射。如果不是“小苏北”不合时宜地回老家去了还锁门，小孩冬冬本不用那么辛苦地爬天井。

上海宁有啥了不起？

即使是出生就有沪籍的第二代上海人，也常常要因为祖籍地不同而被人另眼相看。

负责档案登记的上海记录员观察到，凡是在户籍地里填写“江苏”两字的，无一例外，一定是来自苏北。相反的是，来自苏南或者浙北的移民，一定会大大方方地介绍自己究竟是来自宁波、绍兴抑或是苏州、无锡。

在上海的日常生活里，苏北的影响也被尽力排斥在被认为是温文尔雅的正统上海文化之外。在介绍上海美食的手册中，仅有来自扬州的狮子头很勉强地被列入其中，而宁波菜、绍兴菜和苏锡风味的浓油赤酱，则在本帮菜里大放异彩。

让陈晓卿老师赞叹不绝、烧的一手好菜的“汪阿姨”，来自宁波。

对苏北的偏见也渗透到了子女的婚姻嫁娶之中。虽然现代生活中，上海的苏北家庭早已不像过往那样经济条件悬殊，但是生活方式的种种不同，还是造就了不少龃龉。

老一辈的上海人断言，宁波人和苏北人就过不到一起去，宁波菜精巧，而苏北做菜太粗糙，不讲究调味。更是有一位年轻女士，在登门拜访未婚夫家以后，因为吃到了一盘八个皮蛋的菜肴而退婚。

皮蛋这样的精致菜肴，一盘怎么可以超过四个，而且须用棉线细细切好摆盘。如此不讲究的人家，祖上必定是苏北人，以后矛盾多的是，不嫁也罢。

再加上语言和处事风格的不同，这些都会让年轻的小夫妻生出无穷的矛盾来。

按理说，近代上海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五方杂处。为什么会生出苏北人粗鄙，江南人就高雅可亲的刻板印象来呢？

一切都要从1843年上海开埠说起。开埠前，在清代长期海禁的保守统治背景下，上海只是松江府下一个属县，因为盛产豆、麦、棉花而略有名声。同一时期的苏州、杭州都比上海县城发达得多。

开埠后的上海成长得异常迅速。10年后，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30年后，成为全国的航运中心。1922年，上海已位列世界六大港口之一。

回看上海的成长史，外贸出口功不可没，而出口的货品，最主要的就是来自江南地区的蚕丝和茶叶。物流的背后，裹挟着滚滚的人流。在松江府属县的年代，上海人口不过20余万；1900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100万，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大都市。按照民间调查，在沪的华商约有13个大帮，传统的“江南十府”商人就占一半：

宁波帮，人数逾10万，势力雄厚，多业洋货；绍兴帮，人数约 3 万，多营钱业与酒店；杭州帮，营丝绸之业；锡金帮，营丝业；镇江帮，营钱业银行绸业……

可以说，是江南地区的物产及人力资源滋养了上海。

曾有学者把上海不同原籍的行业之间的差异总结为手工业发达程度的不同。这种解释乍一听很有道理，江南本就以手工艺品发达成名。然而，苏北虽然整体不够发达，但泰兴、高邮等地，手工艺也比较发达，这些工人们却很难进入纺织车间。即使同在缫丝厂，江南工人往往也能被分配到收入更高、活计更轻松的工种。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在当时的中国，同乡关系一直在劳工市场时有决定性的影响。先进入上海精英圈层的江南集团，即使是无意为之，也更倾向于招聘和雇佣同乡。再加上苏北移民中多是逃荒灾民，也更难谋得需要教育背景和高水平技能的职位。久而久之，就在上海形成了江南籍和苏北籍之间的阶层差异。

江南集团在上海先站稳了脚跟，也就自动掌握了对上海文化的话语权，更加把江南一派诠释为高雅开明的象征。

现今“阿拉长阿拉短”的上海话也大抵是苏州、宁波等地的方言混合，上海话“嗲”是苏州话“嗲妹妹”的变迁，和其他吴语区之间的沟通，可以达到70-80%。而苏北人群因为方言、文化、风俗等等不同，愈发沦为异类。

上海的滑稽戏中，嘲笑苏北人口音与风俗的段子层出不穷。

和苏北人不同，在他们搬出“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五次来扬州”、“三国就是淮安人韩信帮徐州人刘邦打败了宿迁人项羽”等等例子极力证明自己祖上也曾阔过时，上海人拥有十足的文化自信，“出了外环，就全是乡下”。

就算是文化名人如宋美龄，也因为上海话讲的不够地道，被《新民晚报》上的上海作家开除出上海姑娘队伍——他认为宋美龄讲的最多是带有浦东口音的本地话，只有“郊县农民”才能听懂。

宋美龄出生于川沙县，母亲倪家曾是川沙当地望族之一。川沙于1993年撤县，并入浦东新区。

薛定谔的“苏北”

上海人把苏北人划归一类，然而，苏北内部却并不团结。

广袤的东三省融合了汉满辽等多元文化，热情的东北人民只要互相瞅对了眼，交流几句就可以互认老乡，“俺们那嘎都是东北人”。这种和谐景象却很难在面积小得多的苏北诸市复现。

一方面，确实是因为语言上就存在很大的隔阂，并不存在一种方言叫做“苏北话”。

《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把江苏分为三个方言区，即江淮方言区、吴方言区、北方方言区。江淮方言区又分扬淮片、南京片、海泗片、通泰片；吴方言语区又分苏州片，常州片；北方方言又分徐州片、赣榆片。然而这种分类在民间依然有不小的争议，尤其是图中紫色的通泰片区，兼有吴语和淮语的特点，却又很难和两边交流。

另一方面，苏北，乃至整个江苏，本就不是一个有内聚力的群体。和其他省相比，江苏设省时间相当晚，明代时划分南京及周边地区为“南直隶”，清代才分为江苏、安徽两省。因为跨江临海，行政边界犬牙互入，江苏的文化与语言现象都相当复杂。

1949—1951年时期的江苏省区划，当时南京为直辖市，而徐海地区属于山东。

就如韩起澜调查中发现的，很多苏北人在到达上海之前，根本都没有听过苏北这个术语。他们只有在提及自己的市、县才有归属感。

上海人视苏北为同一个团体，但苏北人内部对自己的细微差别却在意得很。澡堂老板只雇扬州人，即使这些老乡在扬州本地也并无类似从业经验，建湖或者阜宁人绝无进入理发店和澡堂的可能，而是拉黄包车的更多；苏北靠南一些的地区比如南通和泰兴，和北部的江淮人士之间几乎没有交往。语言差异也带来很大的分野，盐城人爱听淮剧，扬州人则忠诚于扬剧；码头工人之间呼喊的南通号子、淮安号子彼此完全不同。

更直接的证据是，所有以“苏北”为名的同乡会都非常短命。为了回应黄包车夫大罢工而成立的江北各县旅沪同乡会在罢工结束后就解散了。上海的苏北移民们倾向于建立的自己的同乡会，先是声势略大的扬州行会，然后是东台、兴化、淮阴、海门等。最后，苏北几乎每一个县都在上海有自己的同乡会。

正是因为“苏北”这一术语是由上海及江南集团创造出来的，由上海或是苏南的敌对情绪催生，所以“苏北人”这一共同体只在面临冲突时存在。平日里，大家都尽力撇清自身与这一名词的关系：

扬州、南通、泰州等地非常爱强调自己是“苏中”；

盐城自沿海大开发战略之后爱说自己是“苏东”；

启东、海门两县因为说的是崇明话，一向自认“北上海”；

而徐州市民家里挂着山东地图，根本无意参与江苏省的内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