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实事求是对人生的作用

实事求是对人格塑造的巨大作用，可以使人正确的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充分的认识自我;实事求是对人学习生活的重要作用，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学习中促进人前进，扎扎实实走好每一步;实事求是对就业工作的巨大作用，可以使人出社会后找准自己的努力方向，奋勇前进。

实事求是对个人的意义

实事求是能使人们保持客观、实在的人生态度，合理地看待和处理问题，认真研究客观事物自身的规律性，即从“实事”中“求是”。

坚持实事求是的观点，能培养青少年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从而朝着自己的目标所奋斗，有源源不断地动力。

实事求是是一种公正无私的高尚情怀。树立了正确的目标，就有可能在努力的过程中练就高尚的情怀。

实事求是对我们人生有什么影响

“实事求是”的人生启示

“实事求是”的含义大概经历过三次比较重大的阐述，第一次是《汉书》中首次提出这个概念，说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在唐代颜师古注曰：“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后世虽然有对这个成语的运用，但是在洋务运动之前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共鸣。直到近代结合马克思主义有了新的阐述。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发展历程中，时而“右倾”，时而“左倾”，右倾以陈独秀为代表，为了纠正右倾错误，又出现了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虽然他们的行动路线各有不同，但终归没有走到正道上，对中国革命造成巨大的损失。

中国共产党从早期的保守发展，对革命形势的错误判断，导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丧失政治斗争原则”，企图依赖资本主义势力来完成无产阶级大革命，这无疑是与虎谋皮，“四一二”和“七一五”两次反革命政变用血的教训证明了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为了纠正“右倾”的错误，党又走上了“左”的路线，李立三不切实际的冒进主义来源于万里之外共产国际的一句话“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共产国际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当时实际情况的，作为工人运动领袖的李立三也不能冷静的分析客观形势。在加上蒋冯阎军阀大战，李立三认为“时机成熟了”，于是制定了“全国暴动”的行动路线，通过武装暴动和工人罢工的形势来夺取各省的中心城市政权，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导致各省党组织过早的暴露，十几个大的城市几乎是被“一锅端”。

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月，但是代价同样是惨痛的，在总结“李立三路线”经验教训的同时，王明提出比李立三更“左”的路线出来。在学习了苏联“反右倾运动”回国之后的王明将毛泽东扣上“右倾”的帽子进行批评，以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毛为“狭隘的经验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因为国民党是靠不住的，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得自己搞，于是有了“关门主义”和“进攻路线”。这种错误的本质是以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为依据，以苏联的标准为标准，即“本本主义”，教条主义。

后来者博古在“教条主义”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将共产国际的指示当作“真理”来执行，将斯大林当作大神来膜拜，总之苏联来的一切都是对的。于是他极力支持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最终的结果就是中央苏区的沦陷，八万红军被打的剩下三万。以上所有的错误都来源于“不能实事求是地认识客观事物”。

为了方便理解，我们解释一下西方的“概念名词”。左倾错误，是激进的、冒险的，不切实际的思想路线。其根源在于理论学习脱离了客观实践，依赖于书本上的理论，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条件已经成熟了，从而进行盲目的冒险的行动。表现出来的是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俗语讲“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便是针对这种错误的。右倾错误，是落后的、保守的，故步自封的思想路线。其根源在于客观形势发展太快了，理论研究跟不上形势需要，过分依赖于经验，对新生事物、新形势、新局面不能正确的认识，往往导致错失良机。古人讲的“与时俱进”便是针对这种错误的。

用“左”或“右”来区别派别的习惯来源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级会议。当时的国民公会里山岳派在左，吉伦特派在右。山岳派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中的革命民主派，因坐于会议大厅的最高处得名。1792年吉伦特派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后，山岳派实际上成为雅各宾派。在思想认识的问题中，“左”和“右”是相对于“正确”而言的。

说了半天错误，那么什么才是“正确”呢？以马克思世界观和认识观来说，主观认识符合客观事物便是正确的认识，理论能够用实践来证明的便是正确的理论。正确的路线是可以推动革命事业发展的政治路线，那些不利于发展，甚至产生发展阻碍的路线自然是错误的路线。事实上，“正确”是经历过“错误的实践”才逐步被总结出来的，是血的教训，是历史的经验。

要在根本上解决路线错误的问题，首先要从认识论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针对“错误的根源问题”，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正是诠释了“实事求是”的哲学内涵：“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学习上的方法论总结起来就是：必须从客观事物中研究客观的规律，然后按照客观的规律来指导实践，以实践所产生的客观结果来论证认识的正确与否。由此可见，认识真理并不是那么容易的，真理是从经验教训、错误代价中逐渐总结出来的。

“实事求是”是一个哲学问题，被运用到了政治实践中来，同样可以运用到人的生活实践中去，我们可以这样思考人生的问题：“实事”所反对的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实际上教条主义的本质就是写在书本里的经验主义，左倾是过分依赖书本上的理论，右倾是过分依赖过去的经验，在两种倾向都是脱离了“实事”的，是脱离了实际问题的泛谈。教条主义缺乏理论跟实际情况的结合，经验主义缺乏发展的、进步的认识。认为曾经做到过是事情，或者别人做到过的事情，自己必然也能做到。理论上人人都能成果，但是实际上成功的有几个人？每个人达成人生目标的条件是不一样的。

“是”讲的是客观事物的规律，规律是客观的、必然的、稳定的。通过对客观事物的研究，就是为了探寻事物之间必然存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长久稳定的，是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是可以古学今用的，是可以西学中用的。然而对于规律认识的描述，必然是不完全的，是不具有普遍性的。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客观的规律就是“常道”，而书本上记载的规律则是“非常道”。于是颜师古说：“每求真是”，对于不同的事，不同的客观条件，不同的人，要在认可共性的前提下，探寻其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的个性化问题。这是能者之所以能，成者之所以成的根由所在。

古人将“成事”的因素划分为三个部分来讨论，即所谓的“三才”，一般是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角度来判断“客观条件”是否成熟，天时讲的是时机问题，时机到了不行动，也就是古人说的“天予不取，反受其咎”，也就是右倾保守主义；时机不到而行动的便是左倾冒险主义，古人说“君子伺时待命”，并不是消极的坐以待命，而是积极的准备客观条件，是“君子藏器于身，伺时而动”。地利讲的是环境因素，又有大环境小环境的区分，大环境就是孙中山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小环境则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人和讲的是组织和分工，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其乐融融。一屋子不干实事的老好人也是难以成事的，组织讲的是统筹协调，分工讲的是具体事务，只有具体是事情有专业的人来干，总体上的事由全面的人来协调，才能真正做到“人和”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