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属于东亚吗

叙利亚不属于东亚，叙利亚实际在西亚，在地中海的东岸，北边与土耳其接壤，东边与伊拉克交界，南边与约旦相连，西南和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为邻，西边则与塞浦路斯隔着地中海相望。

现在亚洲有接近50个国家，在习惯上人们会把亚洲分为东亚、东南亚、南亚、还有中亚、西亚和北亚六个地区。

叙利亚属于中等收入国家，是世界天然气最丰富的中东中心位置。

叙利亚现状最新消息

复兴党上台后，是怎么在叙利亚实现“跨阶层社会联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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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叙利亚复兴党从1963年上台执政后就已经开始着手建立国家与社会一些阶层的联盟了，而老阿萨德时期则将这一联盟进一步扩大并巩固了下来，使之成为政府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复兴党政府主要与农民、劳工、中产阶层三个阶层结成“跨阶层社会联盟”，而三个联盟的特点各有不同。

国家与农民阶层的联盟

1963年前，叙利亚国家官僚制度还没有渗入农村。复兴党为了加强其统治的社会基础，通过实行土地改革、建立农业合作社及“农民联合总会”）等政策，逐渐使国家从依赖地主、商人和放债人对农民控制的传统模式中解放出来，实现了对农民及农村的直接控制，但这种直接与小农接触的官僚系统又使国家受控于官僚。

而且，由于土地改革的不彻底，叙利亚并没有完全废除大土地所有制，土地持有严重不平等的状况仍在继续。甚至到1970年，叙利亚还有大约17万个农户没有土地。此外，在地方上，农村贵族通过“主从关系”继续对村民发挥影响力，并因为其传统势力及任命地方官上的影响力而影响地方政府。

复兴党中左派通过实施土地改革等政策，剥夺了传统精英社会权力的主要来源，将农民纳入政府的“跨阶层社会联盟”，使其效忠于当局，为新政权创造了稳固的社会基础。

1970年以后，老阿萨德政府考虑到农民在国家“跨阶层社会联盟”中的重要性，继续加大对农民的扶持，政府通过对农业市场信贷、投入和生产的干预提高了农民的收入，继而通过让农民阶层进入政府来实现二者的联盟。政府的具体措施如下。

首先，深化土地改革，对土地进行再分配。在没收大地主土地的工作完成之后，老阿萨德又对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实行了有限的土地再分配。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叙利亚解决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无地农民的土地问题。

越来越多的农民享有土地保障及其他方面的支持，使小农场得到了发展，同时农场主及许多无地农民也得到了国家提供的受教育的机会。

其次，促使大多数农民加入合作社，并通过降低农民贷款的利率支持农业的发展。叙利亚统一管理的农业合作社兴办于1958年，并在老阿萨德时期有了很大发展。到1980年，全国有3400个合作社和25万名社员。

合作社不仅向农民提供种子、肥料、技术援助和培训，还通过国家农业银行向农民提供贷款。国家规定在短期、季节性贷款中，普通农户支付5.5%的利息，而合作社成员仅支付4%；在中期借贷中，普通农户和合作社成员需支付的利息分别降为3%和2%。

国家通过这种方式将农民联合到了一起。农民也同工人组织一样配备了武器，组成民兵，在政府遇到危机时参与保卫国家政权。 3.国家保证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稳定，并以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购买部分农产品。

例如，20世纪70年代叙利亚一直保持拖拉机和抽水机燃料价格的低廉与稳定，即使在1975—1976年国际市场燃料价格普遍增长以后，叙利亚燃料价格仍远远低于世界价格。20世纪70年代，农民支付的肥料价格为世界平均价格的65%—95%，由此，叙利亚小麦的价格于1963—1976年下降一半以上。

1964—1965年，世界市场价格的下降引起叙利亚农民的不安，于是政府通过维持大部分农产品价格高于世界市场价格的办法来稳定农业市场。 20世纪60年代，国家声明的公共政策目标将“公平”的利润率定于10%；70年代，政府又将其提升为20%—25%。 在政府对农产品的价格扶持中，小麦的价格得到了最大支持。

尤其是1974—1978年，叙利亚政府支付给农民的小麦价格远高于世界市场价格；1977—1978年，当美国农民生产1吨小麦得到85.58美元，叙利亚的小麦种植者则得到153.84美元。与此同时，国家主要通过低价收购棉花高价售出获利。

例如1974—1976年，国家不但以低价收购棉花，而且使棉价的增长落后于通货膨胀。国家对农产品的补贴，明显有益于中农阶层。

国家与农民进行心照不宣的交易，即国家制定有利于农民的政策，而农民及其子女支持政府。国家通过土地改革等办法消除了农民对传统贵族的依赖并提供给他们福利，作为交换，国家要求农民放弃原来因“主从关系”与传统贵族建立起的效忠关系，转为效忠政府。

农民让儿女服务于国家官僚机构及武装力量，并支持国家农业政策来为国家提供象征性的支持。国家通过上述方法建立了与农民阶层的联盟，使其成为支持政府的主要社会力量，为国家与社会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国家与劳工的联盟

由于在老阿萨德上台前叙利亚政府内派别斗争激烈，各派系都试图争取到劳工的支持，提出了各种劳工管理方案，因此使叙利亚政府建立与城市劳工间的联盟比赢得农民的支持要难得多。实际上，叙利亚工人在1963年以前就已经建立自己的劳工组织了，只是在“阿联”阶段被解散了。

1963年后，独立的劳工组织重新出现，其成员与复兴党没有密切联系。劳工领袖努力为工人争取加入政府“跨阶层联盟”所得到的好处，并坚决抵制复兴党欲将党的干部安置在劳工领导位置上的企图。

政府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只好放下身段与工会谈判，于1964年通过了新劳工立法，废除了以前的反劳工条例，给予劳工广泛的优惠待遇，并在1964年宪法中提出建立一个独立的劳工联盟。但当这些措施没有换来工会对政府的支持时，军方开始袭击工会领导，驱逐党内激进干部，暂停了新劳工法，将复兴党干部强行安排到工会管理的中层。

1968年，复兴党政府基本完成了对叙利亚工人运动的统和。 到1970年，国家和工会运动之间的新关系已变得十分坚固。工会运动的制度基础因此发生了改变，它从作为工人对资本家和国家施加要求的组织转变成了国家控制的劳工动员的工具。

政府努力培养工会干部对党和政府的忠诚，以防止出现独立的工会领袖。在选举前，政府会给工会提供候选人名单，候选人几乎全部由复兴党成员组成。最后，公共部门的工人通过党、工会和行政官员三种途径得到有效控制。

例如国管工厂的经理既是复兴党员也位列工厂的工人委员会之中。 由于工人与市民阶层是叙利亚“跨阶层社会联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老阿萨德通过实施一系列政策在其统治时期加强了国家与劳工的联盟，有效地赢得了工人的忠诚，防止工会进行反政府的政治活动。

政府用给予劳工的物质利益交换其对政府的忠诚与工会组织的领导权，将城市劳工塑造为在整个阿萨德统治的三十年里支持政府的稳定基础。

具体政策如下：

增加官僚和国有企业员工的人数。

为了巩固政府与劳工之间的联盟，老阿萨德上台后有意在公有部门及国有企业中实行超额雇佣。虽然这一政策确实有效地加强了政府与“联盟”的关系，但也使官僚这一新精英阶层与国有企业员工人数激增，出现严重的超员现象。

例如，辛纳布什（Hinnebusch）的研究发现在一家榨油工厂里，250名工人从事着15个人即可轻易完成的工作。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叙利亚国有工厂利润低下的最大问题就是在生产和管理部门里的严重超员。

提高国有单位工人的工资及福利待遇。

在老阿萨德时期，政府保持国有单位工人工资增长远远高于通货膨胀率，使国有单位工人的生活水平相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据统计，虽然工人的工资从1954年到1964年增加了15%，但由于价格上涨了25%，因此其实际收入有所下降。相比之下，1965—1977年，工人工资上升了156%，而价格只上涨了131%，因此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提高了25%。

虽然国有企业工人的总体工资低于私有企业，但由于国有企业的门槛较低，且提供给工人社会保障、公费医疗、退休金以及儿童入托等福利， 因此对非熟练劳工仍极具吸引力。而不断膨胀的工人工资成为政府预算中的一项巨大支出，严重增加了政府的负担。

国家对基本消费品提供巨额补贴。

老阿萨德时期国家主要通过对包括面包、糖、茶叶、食用油、燃料油和电等基本商品进行提供补贴来提高文官、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1969年颁布的第158号法律规定叙利亚基本消费品的价格低于成本。例如，虽然叙利亚供电不足，常常被迫停电，但电价却从1975年开始下降，只占生产成本的2/3；而煤油和汽油的价格一直都低于世界市场价格20%左右；

在很多情况下，国家甚至对消费者和生产者双方都进行补贴。例如，国家以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从生产者手中购买甜菜，再以补贴的价格出售精制糖。国家与中产阶层的联盟

1970年以前，复兴党激进政府开展了激进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并直接控制了如药品、矿物油、棉花、谷物和汽车等战略物资的对外贸易。

这些举措严重打击了叙利亚中产阶层的利益，并使私人资本信心动摇，大批包括中小资本家在内的中产阶层将其资金转移到国外，而大批工业家甚至携资金外逃，而留下来的企业家也拒绝参与新的国有工业领域，而转向私营商业领域。1965年及以后的20年，叙利亚私人工业主要局限在手工业和小型制造业上。

后记

1980年5月，一项总统法令降低了对土地所有的限制并额外分配给农民2.8万公顷土地。最后，国家对大学生的补助也增加了。到1981年穆斯林弟会骚乱的高峰，政府对食品和燃料的补贴总计15.3亿美元，等于当年石油出口的全部收入。

由于政府给予他们的照顾，农民、有组织的劳工、文官以及大马士革官僚继续效忠政府，且政府武装和组建了农民营，用以打击那些密谋推翻社会主义革命的“封建主义者”力量。工会、学生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也组成民兵，协助镇压叛乱。

参考文献：

1.德里克·霍普伍德，叙利亚，1945-1986：《政治与政治社会》，牛津大学，1988年，第69页

2.Tabitha Petran，叙利亚，《现代世界的国家》，伦敦，欧内斯特，1972年，第286页

3.P.西尔，《为叙利亚而战》伦敦，1986年，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