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跳豆为什么会跳

主要是因为里头有飞蛾的幼虫而产生的跳动。墨西哥跳豆原本属于一种巴豆科植物的种子，它之所以又被称为跳豆，是由于这种豆种里寄居了飞蛾的幼虫，幼虫通过在豆内不断蠕动，会带动着豆子四处弹跳。

墨西哥跳豆盛产于中美洲一带的矮灌木种子。

跳豆只能跳两个月，再过两个月后，里头虫子就会咬破茧子和跳豆化作飞蛾飞出来。

吴彦祖说的墨西哥跳豆是哪个乐队

《北京乐与路》｜严禁与生活死磕

引子：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进不来，是你玩儿了音乐，还是音乐玩儿了你？愤青之余请记住，严禁与生活死磕。

上映于2001年的电影《北京乐与路》集结了吴彦祖、舒淇、耿乐等明星，以一群摇滚青年的日常为视角向观众展现了新世纪初的边缘青年生活，本文主要以影片中两名青年的银幕形象为分析对象，从居住空间、所属阶层、人物感情归宿等方面分析影片所描绘的世纪之初围城似的摇滚圈子。

平路：路不平，被圈住的摇滚青年

影片中的平路是一名极为矛盾的摇滚青年，他身上兼具着摇滚人的自我与底层青年的自卑，但他的人生路却不像名字一样一片坦途。影片中的他大多数时间给人的感觉都是不自知的，这里所提的“不自知”是指对自己的身份没能有一个正确的定位。确实，这不是平路一个人的问题，世纪之初的年轻人们，奋力熬过了90年代迎来了千禧年，追梦成为了他们脑海中自由时代的第一要义。

摇滚作为一种狂放的、愤怒的、极端的、响亮的艺术表现形式成为了年轻人表达自我的首选，在北京郊区的农村廉租房里，盘踞着数量巨大的摇滚乐队，以树村为例，该村位于海淀区“上地”附近（今地铁13号线站名），这里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多名摇滚乐手。因为房租便宜，摇滚人聚居等因素，没钱的音乐人们在这里相依为命，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层面都呈现出一种准共产主义的形态，怎么着都能对付着吃上一口。

由于颇具规模，当地村民也对叮叮当当的摇滚乐见怪不怪，这一现象也体现在影片中Michael来到城中村打听平路乐队时得到的回答“这里到处都是乐队”。这些摇滚青年的居住环境是底层的，廉租房内除了乐器之外几乎就没有落脚的地方，外出走穴演出时只能住露天帐篷，用一块或几块布搭建，上头不封顶，遮住自己的隐私就算完事。

平路作为这些摇滚青年的一员，上述经历都是他人生的一部分，但导演却通过对家庭叙事的插入达到了弱化其摇滚青年身份的目的。18岁的平路在北京跳下父亲驾驶的火车，也同时跳出了父亲对他的希望和家庭为主的生活方式，来到北京之后摇滚成为了他的“事业”，但同时原生家庭的记忆也让他的故事具有了一种“儿子叙事”的意味。在事业受创时他捏着脱了盘的磁带坐在火车站的矮墙上独自流泪，见到父亲又装作没事一样掏出钱补贴家用，纵使摇滚青年再洒脱，也终究逃不过“儿子”的身份。

如果说原生家庭自带的“儿子”身份还在平路的接受范围之内的话，借由唱片公司所带来的社会对摇滚人所期望的“孙子”身份则是他无论如何都不想做出妥协的。面对“就你丫这德行，能跟这圈子里混吗”、“真正能红起来的乐队，都是外边反叛，里面听话”这样的质问，平路不知如何回答，他眼里的自己是追逐音乐梦想的艺术家，但从他们口中说出的“艺术家”却成了对自己的侮辱。

一边是梦想，一边是现实，平路不愿妥协，更不愿放弃，他选择死磕，总是把希望寄托在更好地下一首，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让唱片公司那些理性的人以感性思维面对自己，殊不知他也只不过是每天来播放作品的芸芸众生中的一个罢了。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出人头地，有的人在人生出了岔子的时候有家人撑腰，但对于有的人来说，在出了岔子的时候把家庭扔掉才是最好的选择。平路显然是后者，只不过那两包带给家人的礼品最终也没有送到父亲手上，象征着自己能够独当一面的那句“爸，我签约了”也被淹没在火车的轰鸣声中。如果说摇滚是个圈子，那平路注定是在里面摇摇滚滚出不来的那一个。

Michael：无法融入的“浪荡子”

由于影片的故事背景是在千禧年的北京，因此来自香港的Michael被赋予了诸多身份，一方面是富商之子，另一方面是平路、杨颖等摇滚青年赋予他的“港农”（香港农民）之名，这一称谓首先来自北京的高干子弟对香港暴发户的调侃。影片中的Michael因为寻衅滋事被滞留在大陆，另一方面他的演艺生涯也由于这一事件受到威胁。机缘巧合之下他在酒吧遇到了正在演出的平路一行人，尽管几人成为了朋友，但Michael在融入的过程中依旧有着不少阻碍。影片中Michael与众人的隔阂借由居住空间、功利目的以及情感归宿三方面得到体现。

Michael与北京摇滚青年的居住空间差异是最早被影片展现的，作为富商之子，即便是被滞留在大陆，Michael居住的依旧是位于城中心的独栋四合院，优越的区位条件让他可以方便地在夜晚穿梭于各种歌舞厅与地下沙龙，时刻与前沿文化接触，这样的条件对一名创作型歌手来说是十分可贵的。相比于城中村的厢房，四合院的优越性也使得Michael从身份上与摇滚青年们产生距离感，平路一行人开玩笑时都喜欢说“那座快成为保护文物的四合院”才是Michael最终的归属，当听说平路听说Michael要随歌舞团一起到各地走穴演出时，他表现出了一闪而过的惆怅，或许是出于不悦或是不理解，这样一位富少爷难道是来体验生活的吗？

正是影片中这种身份上的巨大差异给予了Michael一种观察者的视角，说观察者其实并不很准确，如果在此处引用本雅明提出的“浪荡子（Flaneur）”概念则会更为妥帖。影片中的Michael作为富商之子，生活远不至于像乡下的摇滚青年们一般拮据，在没有加入歌舞团之前，他的穿着也还算考究。最重要的是，影片中的一件关键道具——手持摄影机为他的观察提供了鉴赏家一般的审视视角，影片中不止一次出现Michael拿着摄影机拍摄的画面，这种影像的二次利用不仅赋予了城市街景一种视觉元素层面的互文，也成为Michael无法融入当地摇滚圈的重要证据——一个时刻处于观察位置的人是冷峻的、客观的，他的视角或许在那个和杨颖一起逃离城管追捕，二人牵手回到廉租房的午后出现过些许倾斜，但最终还是随着杨颖重新投入到平路的怀抱中而变得间离、疏远。

与摇滚青年们扎根北京的目的不同，Michael留在北京的目的相对功利。首先在官司结束之前他无法回到香港，其次他起初是以一种奇观来看待并试图融入北京的摇滚圈子，自己的创作陷入瓶颈，他需要走出去获得灵感，因此随着歌舞团走穴成为了第一选择。这样的功利性预示了官司结束后他与众人分别的必然性，也昭示着在这一过程中他注定无法真正成为摇滚青年中的一员。

影片在Michael的情感归属问题上有着颇具争议的表达，一方面Michael中意的杨颖一直对平路有着难尽的感情，但另一方面影片中也有二人一起卖打孔CD时那种即将到达临界点的爱情表达。从时间轴上来看，二人暧昧时正值平路人生的最低谷，就当所有观众都认为杨颖即将离开日渐消沉的平路时，杨颖重新回到了平路身边，也让Michael的感情归属再度成谜，他就这样在遥远大陆的摇滚圈子里爱着、丢着、摇摆着、观察着，无法融入。

结语

影片以平路的追悼会作为结束，好友们按下火机发出微弱的光，伴随着低沉的歌声，众人怀念着曾经那个骄傲偏执，但却不喝跌份酒，不挣窝囊钱。镜头一转，在酒吧的角落，杨颖见到了“墨西哥跳豆”， Michael准备回香港。兜兜转转了半天，关于爱情，他爱得没得到，她爱得又离开；关于摇滚，他想进进不去，他该逃逃不出。如果说这部影片交给我们哪怕一点点道理的话，那可能就是——别跟生活死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