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和印度是同一种族吗

巴基斯坦和印度不是同一种族。巴基斯坦主要民族有旁遮普族、信德族、普什图族、俾路支族等，印度主要民族有印度斯坦族、泰卢固族、孟加拉族、马拉地族、古吉拉特族等。

种族是在体质形态上具有某些共同遗传特征的人群，又称做人种，分类有：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棕种人。

最早记载种族的文学作品是古埃及的《地狱之书》，其中将人类分为“埃及人”、“亚洲人”、“利比亚人”、“努比亚人”四类。

种族是欧洲地理大发现时代的产物，欧洲人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接触到了世界各地的许多民族，而产生了种族的区分。

印度和西藏是一个种族吗

西藏早期文明现象的“三元化结构！”

如何界定“西藏早期文明”的边界，在不同的民族和地区有着不同的认知。

以相对主流的学界认识，所谓“西藏早期文明”上限从距今3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到7世纪中叶（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为止。

同时，由于史料记载稀少，神话色彩浓郁，也称西藏的“史前时期”。

这段长达数万年的绵长岁月，西藏文明走过怎样的道路，一直都是个让人垂涎欲滴的问题。

可惜，即便学者们努力探索，所知者依旧聊聊，未知者依旧众多。

但至少，我们现在可以比较有把握的确定，漫长的“西藏早期文明”可以简单的分作两个大部分——“新石器文化时代”和“小邦国文化时代”。

非常有趣的是，在这两个文化断代中，居然都呈现了“三元化的格局。”

今天我们用两章的篇幅，来讲讲西藏早期文明的“三元化结构”。

一、昌都卡若遗址

在我们要探讨的西藏早期文明时代，显然是不会有文字记载的，考古发掘成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由于在新中国建立之前，西藏石器时代的考古几乎是空白。

这些由历史原因造成的缺陷，让我们对西藏早期文明的认识，产生了非常大的局限。

由此产生了两个争论不休的议题：

1、藏族的来源问题。

2、西藏远古是否有人类居住。

这两个问题纠结在一起造成的结果是，有关于藏族来源的说法多达十几种。

其中绝大多数的说法，均认可“外地迁入说”。

由于西藏险恶的自然生存条件，导致“外地迁入说”逐渐走向极端，隐隐有一种否认西藏远古时期有人类居住的论调。

有些外国专家在著述中，干脆将西藏与印度人种混谈，甚至干脆声称“以科学的准确性来说，西藏人不能称为中国人。”

所幸，随着西藏考古发掘的不断进展。我们已经可以清楚的认识到——西藏文明的起源，可上溯至旧石器时代。

目前，在日喀则地区发现了多处打制石器地点，其中有8处被研究者认为是旧石器时代遗存

由此，西藏古代人类的活动，被定格在距今5~8万年左右。

又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进，西藏终于在新石器时代形成了，结合本地特点文明聚落。

这其中，昌都卡若文化遗址、拉萨曲贡文化遗址、藏北细石器文化，成了最具代表性的案例。

卡若遗址位于西藏昌都卡若村，澜沧江与卡若水交界的台地上，海拔高度3100米。

1978年和1979年，由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两次主持发掘，是西藏境内第一次科学、系统的田野发掘。

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的结果，卡若文化可分早中晚三期：

早期为公元前3296—3380年；

中期为公元前2850—3030年；

晚期为公元前2450—2580年。

在经过发掘的1800平方米面积中，便发现房屋遗址28座，打制石器6000余件、磨制石器500余件、细石器600余件、骨器300余件及大量陶片。

在卡若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骼，其中经鉴定属于饲养的品种有猪。

由此可见猪这种憨厚的动物，陪伴我们年代之久远。

难怪在创造汉字时，古代汉人认为“养猪的地方就是家！”

从卡若遗址的文化特征分析，其石器、陶器的制作工艺，与甘肃、青海境内的马家窑、半山、马厂系统文化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

另外卡若遗址中，还发现了人工栽培的农作物——粟。

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卡若文化与黄河流域文化的影响关系。

粟是黄河流域的传统农作物，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人工栽培的国家。

目前国内发现有粟的新时期时代遗址多达25处，遍布黄河流域的上下游，其中最早出土的距今7300年。

在学者看来，粟的传播路线是从中原沿黄河而上，一支经新疆进入中亚和西亚；另一只沿岷江南下，进入藏东横断山脉，并向南传播至南亚各国。

由此可见，卡若文化与甘青地区的原始文化，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联系。它既非独立发展起来的原始文化（土著文化），也非纯粹的外来文化，而是二者的结合体。

卡若遗址昔日旧照

最有意思的一点是，卡若遗址紧邻河道，但却没有发现任何捕鱼工具，也未发现鱼骨。

我们都知道，某些地域的藏族有不吃鱼的传统。

而卡若遗址的古代先民，宁愿去冒更多风险捕猎其他动物，而不去河中捕鱼，是不是存在原始宗教的影响，是个值得探究的有趣问题。

从已发现的证据上看，卡若文化是以定居的农耕经济为主，狩猎经济为辅的文明类型。

要知道，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背景下，单纯的农耕经济，难以支撑一个部落的民生需求，需要其他经济活动给予补充。

卡若遗址的先民们，放弃了渔业，而选择了狩猎。

这也可以证明，在距今4000年前的藏东地区，具备良好的自然环境，能提供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青铜箭簇—— 青铜器时代早期，拉萨曲贡遗址出土，长5CM

二、拉萨曲贡遗址

曲贡遗址位于拉萨河谷的边缘地带，北拉萨5公里处的曲贡村，海拔高度3690米，往东300米处，便是著名的色拉寺。

目前确知的遗址面积，至少在1万平方米以上，已发掘面积500多平方米。但就在仅仅500平米的发掘中，便发现近万件打制石器。

部分打制石器的制作特征，除卡若遗址外，在全国范围内还不曾发现。

这说明，西藏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具有明显的本土性特征。

另外，在遗址中发现一枚扁叶形青铜箭簇。

青铜箭簇器形规整刃缘锋利，经金属检测为标准的锡青铜组织，铸造方法成型。

考虑到青铜箭簇属于消耗性物品，可以认为拉萨曲贡文化，已跨入青铜时代的门槛，具备比较发达的冶金能力。

在遗址晚期文化中，还发现一枚铁柄铜镜，属于西方带柄镜系统。

它可能属于贸易交流物品，来源于南亚次大陆或中亚，年代大致推断为公元前8世纪。

这说明早在距今3000年前，西藏中部已中亚或南亚次大陆存在着交流。

同昌都卡若文化一样，曲贡的经济形态也存在多种经济成分，不过农业经济占比较大。

在同属曲贡文化类型的西藏山南昌果沟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青稞、粟碳化粒。

这表明距今3000年前的新石器晚期，青稞就已成为西藏主要农作物之一。

传说中“文成公主带青稞入藏”，只能是个传说。

铁柄铜镜——约公元前7-8世纪，拉萨曲贡遗址出土

但昌都卡若文化不同，虽说曲贡遗址所在的色拉乌孜山脚，距拉萨河较远，但遗址中却发现了捕鱼用的网坠和鱼骨。

远离卫藏，靠近河道的卡若不吃鱼；而居于卫藏核心，远离河道的曲贡却吃鱼，这是个极为有趣的差异。

除了吃鱼的差别，卡若与曲贡的文化特征，还有诸多相同与相异之处。

相同点在于，都以打制石器为主要工具，属于新石器文化类型。

两个遗址的石器加工方式相似，但石器类型却差异较大。

同时，出土陶器的器形，也极少共同之处。

从地理环境的角度上说，卡若文化地处藏东河谷区，更靠近西北氐羌文化系统。

因此，在文化因素上与黄河上游、横断山脉区域的原始文化，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

而曲贡文化地处西藏高原腹地，受外来文化影响因素相对较少，从而保持了较多的本土特点。

这种受外来文化影响的不同，导致两种文化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差异。

三、藏北细石器文化

所谓“细石器文化”是指使用形状细小（2—3厘米）打制石器的文化发展阶段，上至旧石器时代晚期，下至金属时代，沿续的时间较长。

在西藏的石器时代，还存在一个以藏北高原为中心，分布极广的细石器文化。

目前，藏北发现36处细石器地点，分布于安多、班戈、申扎、双湖，文布、日土、普兰、扎达等地，范围逾50万平方公里。

尽管分布区域广泛的令人可怕，但藏北细石器却具有相同的文化特征。

甚至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的细石器，也与藏北细石器同属一个文化系统。

细石器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大系统——几何形细石器和石叶细石器。

前者分布于欧洲、北非、西亚、南亚等地，后者分布于中国、东亚、美洲西北部，两者大体以西马拉山为界。

目前西藏与我国北方草原发现的细石器，均属于石叶细石器，而与印度、巴基斯坦境内的几何形细石器，有明显区别。

从目前情况看，西藏细石器受北方细石器影响较大，又结合了自身环境因素，逐步发展而来。

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的石叶

综上所述，卡若、曲贡、藏北细石器三个文明特征，构成了西藏早期文明的“三元化结构”。

这三个文明现象，各自代表着文化面貌各异的原始族群。

卡若文化是定居的农耕兼有狩猎群体、曲贡是定居农耕兼有渔猎的群体、藏北则是游牧狩猎为主的群体。

但即便三个文化特征差异明显，但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接受了外来文明的影响。

因此，西藏文明的融合之旅，早在石器时代便已开始。

既然文化能够融合，人种间的基因交流，自然也不在话下。

卡若人群代表着——从黄河上游南下的氐羌系统；

曲贡人群代表着——西藏高原本土的土著居民；

藏北人群代表着——北方草原南下的游牧群体。

这三大族******融，共同构成了藏族的基本来源。

西藏是一处交融之地，既是文化交融之地，也是基因交融之地。

西藏早期文明“三国演义”的第一篇，核心规则是——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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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西藏文明向东发展史》--石硕；

《藏北细石器遗存分析》--段清波、吴春；

《西藏高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简论》--杨曦；

《西藏高原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内涵及其相关问题》--石硕；

《再论卡若、曲贡等西藏史前遗址的相关问题》--汤惠生；

《拉萨河谷的新石器时代居民—曲贡遗址发掘记》王仁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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