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机场属于朝阳还是顺义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顺义和朝阳交界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位于中国北京市东北郊，西南距北京市中心25千米，南距北京大兴国际机场67千米，为4F级国际机场。

首都机场

首都机场是中国三大门户复合枢纽之一、环渤海地区国际航空货运枢纽群成员、世界超大型机场。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建成于1958年。1980年1月1日，T1航站楼及停机坪、楼前停车场等配套工程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

从1978年至2018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由103万人次增长到1亿100万人次，位居亚洲第1位、全球第2位。

首都机场属于朝阳还是顺义 行程卡上

通信行程卡下线，曾备受侵犯隐私的指责，实属“大冤种”

12日13日通信行程卡正式下线，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通信行程卡曾经在抗疫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仅中国以东一家，调用次数就超过了500亿次，平均每个中国移动用户调用了50次。

通信行程卡的作业原理是，根据手机连网的信息，如果1个号码连续在一个地区使用超过4个小时，就在其行程记录中加入该市。如果该市有风险区，就在行程卡中注明。

但从一开始，行程卡的颗粒度（单一地点的覆盖范围大小）不够，就备受质疑。例如北京市朝阳区（目前北京此轮疫情最严重的领域），人口数量大，面积大，甚至北京首都机场都是朝阳区的“飞地”，在前期疫情中，就出现了南部出现了中高风险区后在通信行程卡中被标注，然后影响了该手机用户在全国出行的情况。

驻留时间要求过长、颗粒度不够，随着我国精准防控的要求不断提升，通信行程卡的弊端不断显现。例如，第九版后，高风险区精准到了住宅楼的单元，而行程卡远做不到那么精细。甚至由于在高流动的特大城市受质疑，通信行程卡不再显示“北京市海淀区”，而只显示“北京市”，与高风险区划定更为精准的做法正好相反。

在部分城市，曾经试点过，利用通信行程信息发现“时空密接者”，这同样只适用于德尔塔毒株流行前，病毒潜伏期长，传播系数低，通信行程卡及时发现可能的风险人群，进行管控，以避免病毒扩散，实现“动态清零”。但不同部委之间的数据未能打通（运营商还是非常注意保护用户隐私），行程信息精准度不够高，误判比例也很高。因此，在各地判定密接时，通信行程信息，只是一个补充。更多是通过其他信息，如扫码、支付等，与病例确诊后流调的行程轨迹信息相匹配，发现密接者、次密接者。

总结“通信行程卡”的一生，在原始毒株和德尔塔变种在国内流行时，通信行程卡曾在抗疫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进入2021年末期，奥密克戎开始流行时，通信行程卡逐渐被边缘化，第九版取消封控区、管控区，精准定位高中低风险区后，通信行程卡的作用已大大衰减。仅在过度防疫时，被用来防范没有划定中高风险区的潜在风险区域来返人员。

在过去近三年里，新冠肺炎疫情反反复复，各地的防控不断调整，健康码、行程卡、流调都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其中很多地方侵犯了用户的隐私，例如某些地方公布某无症状感染者的行程，精准到车厢座位号，住宅的单元号…… 但这些侵犯隐私与通信行程卡无关。因为通信行程卡根本提供不了那么高的精度。而且工信部、电信运营商，在调用通信行程卡时必须再次获得用户本人的同意，因此各地的健康码和通信行程卡一直未能打通，这也曾经被媒体、自媒体多次抨击。

公正的说，通信行程卡曾经在抗疫初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到2021年末后，通信行程卡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但通信行程卡未侵犯用户隐私，在抗疫期间，信息被过度使用的案例很多，甚至有不少是违法使用，但不包括通行行程卡。

目前，相关的防疫措施已大幅调整，此前的做法已很难再回去。有关部门及网友可以回顾过去三年来的防控措施调整。全国一盘棋的精准防控，在新冠肺炎原始毒株和德尔塔变种时，都没有能够做到，在奥密克戎变种（尤其是BA.5.2 和BF.7）成为国内主要流行的毒株后，病毒潜伏期短，症状弱，传播速度快，曾经精准防控的标兵上海、天津2022年年初相继被攻克，防疫政策未能及时调整。尤其是上海疫情后，6月27日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只是根据病毒感染后变弱，精准调整了封控范围和封控时间，以减少了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并未认识到病毒传播速度明显加快、潜伏期大幅缩短对防控网络的影响，没有强力加快老年人病毒接种、抗原生产储备和进入常规诊疗、ICU病房建设、准定点（康复中心）医院建设以及相关的医护人员培训（大多做了，但力度不够，部分地方政府还“顾不过来”），没有适时调整宣传传播策略，减弱民众对感染病毒的恐慌，而是从绝对清零的必要性向突出后遗症影响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