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业救国代表人物

实业救国代表人物有：张謇、康有为、梁启超、郑观应、陈炽、汤寿潜、郑孝胥、曾铸、汪康年、李平书、陈黻宸、刘鸿生、穆藕初、章荣初、方液仙、吴蕴初、荣宗敬、荣德生、虞洽卿、项松茂等。

“中国火柴大王”和“毛纺业大王”刘鸿生，为中国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以经营开滦煤炭起家，后将资本投资火柴、水泥、毛织等行业。

中国的“面粉大王”、 “棉纱大王”荣宗敬，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味精大王”吴蕴初，为中国近代化工专家、著名的化工实业家。

方液仙，为民国时期实业家、化工业的先驱之一，有“国货大王”、“化工大王”之称。章荣初，为中国著名民族资本家、民国时期上海滩的实业巨头之一。

实业救国代表人物及企业

被总书记赞誉的状元企业家张謇：一生践行“实业救国”

文丨王澜

百多年前的实业家张謇，因为*********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的赞誉，最近在网络爆红。他的传奇人生，开始为更多人知晓。

张謇的一生，所涉领域很多，成就也颇丰。

论学业，他41岁考中状元，是1912年清帝退位诏书的起草人，更是“以行书闻名”的书法家。

谈政治，他是民国初年的议会政党领袖，有“立宪之父”之称。在中国近代史几大政治转折处，他都扮演了关键角色。

走仕途，他曾就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

搞经济，他是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一生创办了20多家企业。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世界实业家列传》一书，列了10位世界级著名实业家，中国唯一在列的就是张謇。

做教育，他独自创办或参与创办的学校达数百所。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等多所百年老校的创办，均与之有关。

普通人，做好其中一两件事，就称得上人生赢家了，而张謇活了73年，一生硕果累累，开辟出多条他人未走之路。可以说，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能办成这么多事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

终成状元，屡败屡试背后的科举事

1853年7月1日，张謇出生于江苏南通，排行老四，后被人称为“四先生”。4岁起，跟随父亲学习《千字文》。10岁时，已读完《三字经》《百家姓》《大学》《中庸》《论语》等蒙学的基本书籍。

1868年，15岁的张謇准备考秀才。但是遇上了一个难题：张家祖上三代没有人获得过功名，也就是所谓的“冷籍”。按照当地的科举习俗，需要多付出报考费。为此，经老师宋琳安排，张謇拜邻近如皋县的丰利大户张世德为侄孙，改名张育才，成为如皋藉贯。

然而，这件小事，酿成之后的一个祸端，令张謇十分狼狈，家道也因此困顿。

16岁时，张謇在如皋考中秀才。张驹开始用冒名一事来要挟张謇，连年索要钱物，最后索性把张謇软禁在学宫居仁斋里，并将张謇告上了公堂，说“张育才忤逆不孝”，要革去他的秀才，还要下狱问罪。

张謇的师友爱其才华，四处斡旋。同科秀才顾延卿对此事很是愤慨，认为“张謇借藉应试，本属无奈，怎能让小人贪财借题发挥断送英才呢？”他从家中凑足银两，四处奔走，上下打点。官员们都知道张驹告状底细，又受了顾延卿的疏通，默许张謇逃出学宫。

张謇逃离如皋后，顾延卿派人在路上接他。两人相见分外感慨，张謇当场写了一副对联：“半世仇人张世德，一生知己顾延卿”。此联知者甚众，张世德与顾延卿这两人，算是借此青史留名了。

这场诉讼延续数年。当时的南通知州孙云锦也出面为张謇调解，将此事上书礼部。直到张謇20岁时，此案终于告终，礼部同意张謇重填履历，恢复南通原籍。

自从考中秀才后，张謇每两年就去江宁参加一次乡试，先后5次都未得中。

1874年，孙云锦调往江宁（今南京）发审局，邀请张謇担任其幕僚。但发审局人事复杂，两年后，张謇应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邀请，成为吴长庆的淮军幕僚。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吴长庆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平定叛乱。张謇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主张强硬政策，受到“清流”南派首领潘祖荫、光绪帝老师翁同龢等人的赏识。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两广总督张之洞争相礼聘邀其入幕，张謇一概婉拒。

1884年吴长庆病故，张謇回乡准备应试。1885年，32岁的张謇终于在乡试中考中了第二名举人。此后张謇开始参加礼部会试，向科举的最高阶段进发。

富有戏剧性的是，当时翁同龢、潘祖荫等“清流”党人有意提携，在礼部会试中暗中识别他的卷子，结果却连着三次误认了别人的卷子，将别人取中。整整十年，张謇连番落第。

1894年，慈禧六十寿辰特设了恩科会试。本已心灰意冷的张謇因父命难违，第五次进京应试。这次在礼部会试，张謇被取中第六十名贡士。四月殿试时，翁同龢着力延揽已是迫不及待，命收卷官坐着等张謇交卷，匆匆评阅之后，便劝说其他阅卷者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还特地向光绪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

于是张謇在41岁时，终于得中状元。

就在这一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惨败。已经是立宪派关键人物的张謇上疏弹劾李鸿章，要求朝廷“另简重臣，以战求和”。

正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之际，张謇的父亲去世，张謇回到故乡守孝。尽管殿试折桂是读书人的终生梦想，此时的他，却已感到仕途的无聊。

辞官经商，理想丰满现实残酷

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而告终，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张謇深感无奈。

《马关条约》中，除割地赔款外，还允许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在中国办厂、筑路、开矿。因此，抵制经济侵略的呼声越来越高。

张謇认识到,要使中国“不贫不弱”,不受外国人的欺侮,当务之急,一是要实行政治改革,以议会制取代君主制；二就是大力发展实业,以求民富国强。“一个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应当正视现实,勇于投身实业,以拯国家于危难,救百姓于水火。”

所以他拒绝回北京重新担任官职,决心在家乡开办工厂。在给翰林院辞职书中,张謇明确地表示:“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当时的两江总督张之洞,也是一位办实业的热心倡导者。1895年，张之洞向朝廷请示，委派张謇、陆润庠和丁立瀛分别在南通、苏州和镇江兴办企业。

三人中，丁立瀛在镇江无所作为，三年后参与了“戊戌变法”。陆润庠是比张謇早20年的同治状元，对经商办厂兴趣不大，两年后重归仕途，后任工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张謇则毅然离开官场，从事士大夫鄙视的工商业，再未回头。

经商办厂，对张謇来说是陌生的。但是发展民族工业，抵制外国资本的侵入，不失为一种救国之途径。为此他愿意戮力一试。

张謇仔细研究了光绪、宣统两朝各年海关贸易册，发现中国输入的最大宗商品是棉纺织品和钢铁。

棉纺织业关系着人民的生活，制铁事业关着系国家的生存，发展棉、铁两业，“可以操经济界之全权”。因此，他开始大力倡导并践行“棉铁主义”。

江苏是中国的主要棉产区之一，以“纱花”闻名天下。当时日商在中国大量采购棉花运回日本，加工成棉纱之后，又以高价回售中国市场。因此棉纱业成为洋务派扶持发展的重点产业之一。

张謇为筹办中的纱厂起名“大生纱厂”，取《易经》中“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从中可一窥其社会理想。

大生纱厂最初定位为商办，由张謇出面在民间集资。计划筹款60万两，沪股40万两，通股20万两，相应设立沪通董事各三人，由南通董事先付款购买土地施工建厂。然而股款一直未到，工程不得不停滞下来。

为了筹款，张謇几年间在各地奔走。一年下来，只筹到了不到八万两。而那些先前打算跟他一起开厂的老板，也走了好几个。

因为缺乏民资的参与，原本计划民营的纱厂只能求助于官方资本。两江总督刘坤一做主，将之前张之洞用官款购买、搁置在上海码头三年的美国纱机作价50万两入股，大生纱厂由此改为官商合办。

1899年4月，中国早期的股份制企业大生纱厂正式开工。试生产时，运营资金仅有数万两，甚至没有资金购买棉花当原料。

因为筹资困难，张謇被迫一再降低目标，自己更是四处碰壁，尝尽辛酸。

江宁布政使桂嵩庆曾许诺出资六七万两；盛宣怀也曾答应张謇筹资，甚至定有合约。但是当大生纱厂动工资金告急后，桂嵩庆屡催不应，盛宣怀也百般躲闪。

张謇情急之下以每月1.2分的高利向钱庄借贷。向股东告急，无人响应；而打算将厂房出租时，却又遭到恶意杀价。

张謇留沪两月，一无所获。心力交瘁的他与几个朋友，“每夕相与徘徊于大马路泥城桥电光之下，仰天俯地，一筹莫展”。

百计俱穷之际，甚至没有旅费回南通。他只得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四马路卖字三天，凭借一手好字，赚取旅费。如此境地，令人唏嘘。

此时的张謇已经不是人人羡慕的状元公，不再是那个曾弹劾李鸿章的翰林，痛斥袁世凯的名士了。张謇在笔记中写道：那些市侩油滑的小人官吏对他冷嘲热讽，阴阳怪调，而他听着诽谤之词也不敢辩驳，蒙受侮辱也不能作色。他在给刘坤一的信中写道：“若不是经商，我一辈子不会和某些人来往；若不是经商，我一辈子不会说某些我不屑于说的话”。

办厂几年来,他的家人从来没有在厂里支用过一文钱。为筹措购买棉花的资金,妻子甚至连首饰都卖掉了。昔日状元狼狈至此，足见张謇创业之艰难与百折不挠的意志。

破釜沉舟，建成国内最大的民企集团

堂堂一介状元，为什么招股集资受到如此大的挫折？

后人曾分析说，一是“当时通海一带风气比较闭塞”，二是当时“华商各纱厂面临外资纱厂的竞争，都有不同程度的亏损”。

这些都是外因。归结到张謇自身，他虽有状元头衔，却未授实职。在世人的眼中，本是一介书生，不仅没钱，而且没有办洋务的经验。当时他兴办经营企业的才干还没有在社会公众面前显露出来。一个白手起家的读书人，忽然跨界经商，招股集资自然缺乏号召力。

无奈之下，张謇接受多年挚友和忠实助手、商董沈敬夫的建议，破釜沉舟，全面投产，用棉纱的收入来购买棉花，维持运转。

1899年5月23日，大生纱厂的第一批“魁星”牌白棉纱出厂了!

幸运的是，随后几个月里，棉纱行情看好，资金不断充盈，大生纱厂终于生存了下来。

投产后的第二年，大生纱厂得纯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累计纯利达到190多万两。此后，张謇兴办各分厂时，招股集资十分顺利。先前唯恐避之不及的如今抢着入股。境遇可谓天壤之别。

纱厂正常运转以后，张謇便开始逐渐扩大企业，打造了一系列完备的“产业链”。

比如，为了降低棉花的收购成本，张謇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拥有10多万亩耕地，自己种棉花；办“广生榨油厂”，为了利用轧花下来剩下的许多棉籽；办“大隆皂厂”，为了利用广生油厂下脚油脂；办了资生铁冶厂，为了解决纺织机器设备的维修制造困难……还有复新面粉厂、吕四盐业公司、镇江铅笔公司、上海大达轮船公司、江浙渔业公司等等。

1899年—1911年间，张謇以南通为基地，以棉纺业为中心，兴办了一系列辅助企业，共34个，总投资900多万元。他所打造的产业链是如此完备和精妙，充分体现出一种大工业制造的理念，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罕见的。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大生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这些以轻纺工业为核心的企业群，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经济体系，中国的面粉、玻璃等产业从此开始起步。

张謇的经商十分成功，但其志并不在此，依然心系国家。张謇起草了一份《变法平议》，向朝廷提出了42条具体的改革意见，然而没有任何回音。

张謇很是失望，他决定靠一己之力，通过“父教育，母实业”，实现自己改造社会的理想。他下定决心，从实业和教育方面入手，要把当时的偏僻小城南通改造为一个现代化模范城市。

张謇的心血和财富没有白费。1922年，中国科学社在南通举行年会，梁启超到会，称南通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

内外交困，大生纱厂盛极而衰

晚年时，张謇开始盲目投资新企业，企业管理逐渐松驰，不少效益欠佳。加上他一心想把南通建成一个实业模范地区，大力扩展一系列实业和教育、文化、慈善、公益等地方事业，随意调拨资金，铺设的摊子越来越大。

张謇对此并非没有觉察。1920年，大生处于发展巅峰。张謇曾告诫部属：“营业之道，先求稳固，能稳固即不至失败，即失败也有边际，企业者不可不知也。大凡失败必在轰轰烈烈之时。”

一语成谶，张謇的担忧变成现实。

1922年，北京、上海报纸举办民意测验，张謇以最高票当选为民众“最敬仰之人物”。

然而，就在声名最为鼎盛时，这一年，棉纺织业爆发危机，张謇的事业开始崩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美英等国加紧向中国倾销商品和输入资本，利用中国丰富的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开办工厂，占领市场。

在兵荒马乱的情况下，“布疲纱跌，无人问津”。各华商纺织厂受到严重打击，纷纷倒闭或被兼并。

早在1921年，大生对外负债已经400万两，各纺织厂开始走向下坡。1922年以后，由于天灾、军阀混战和经营规模过大，大生债台高筑，开始被银团监管。

几乎与此同时，日本也发生了一次经济恐慌。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紧急救济措施，为各行业提供经济贷款援助。日本的大型企业很快摆脱了困境。随后的中日纱厂竞争，迅速拖垮了大生。

然而，当时政府没有为张謇提供什么有价值的帮助。无奈之下，张謇寻求国外资金的支持，始终没有盼来日本的资金，向美国资本家借款也不成，大生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1924年，各军阀再次开战，战乱蔓延。许多厂家不堪重负，爆发纱厂危机。

就在这场危机中，“状元企业家”张謇破产了！

1926年夏，73岁的张謇在南通病逝。据称出殡之日，素车白马，日不绝途，数十万送行者长街挥泪，目送造福于乡里的“张四先生”回归长眠之地。

张謇的墓地当时称“啬公墓”，现为“啬园”。这个“啬”字还有一番来历。张謇一向主张勤俭节约。所题校训中总有勤俭二字。有人讥讽他吝啬。他干脆以啬字为号，因出身农民，自称“啬夫”和“啬庵”。别人尊称他为“啬翁”和“啬公”，于是也就有了“啬园”。

抱憾而死，却备受后世追捧

张謇常常说,一个人办一个县的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的事,要有一国的眼光；而办一国的事,就要有世界的眼光。这种思想,也自始至终贯穿在他兴办实业的过程中。

张謇的一生，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出生到22岁走上社会。第二阶段，走上仕途。22岁开始，一直到42岁。第三阶段，42-62岁，办企业参与政治，大显身手，事业达到顶峰。62-73岁，是他人生第四阶段，主要精力放在南通地方治理上。

大生纱厂是张謇“实业救国”思想实践的产物。从经营上看，大生纱厂并不是多么成功的企业，它只有1912年到1921年的十年好光景，之后逐渐没落，1925年就被债权人接管了。

张謇也并非最优秀的商人。胡适曾评价称：“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然而，相较那些成功的巨商，偏偏是这个壮志难筹、抱憾而死的人物，被现代企业家们追溯为精神领袖。

原因何在？

因为张謇的家国情怀极深，远远超出了“实业家”和“商人”的身份。“在历史大转型时代，张謇是一个有力量有办法沟通朝野的人物，他的存在不是让形势更恶化，而是为恶化的形势找到改变的契机。”

他在壮大实业实现商业理想的同时，心悬苍生践行儒家思想，“利”和“义”得到了完美的平衡。

乡村建设专家温铁军称，张謇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创办民营企业，一开始追求的就是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综合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企业的全新类型---“社会企业”。

张謇主动将社会责任揽到自己的肩上，将慈善事业作为治理地方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缺什么，他便办什么，从育婴堂、养老院、贫民工厂到济良所、残废院、慈善机构，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关怀救护体系。

他倾注心血极力改造的家乡南通，如今被称之为“中国近代第一城”。这里有张謇创办的第一所师范学校、第一座民间博物苑、第一所纺织学校、第一所刺绣学校、第一所戏剧学校、第一所中国人办的盲哑学校、第一所气象站。

张謇的理想，不是想建立一个商业帝国，而是想建设一个理想社会。他所提倡并身体力行的是，企业家不仅要做大，更要做实；不仅要爱国，还要爱社会；不仅要办慈善办公益，还要育平民担责任。这是士大夫的根本价值观所决定。而企业家精神加传统士大夫精神正是中华近代商道的内核。

张謇是近代中国大转型时代的代表人物。历史的巨变中，张謇没有随波沉浮，他以自己的实践，见证了一个爱国企业家的满腔热情。在电影《建党伟业》中，张謇作为第一个人物出场，并非偶然。

“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张謇的这句名言，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来源：《国企》杂志2020年12月刊原创文章

编辑丨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