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是哪三个人

庆历新政是哪三个人？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下。

庆历新政是北宋仁宗庆历年间由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范仲淹主持的社会改革。宋仁宗时期（1023—1032)宋朝的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军事都面临巨大问题，集中表现为冗兵、冗员、冗费等现象严重。庆历三年（1043)，仁宗以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他们以整理吏治为中心，条陈十事，推行新政。

范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意在限制冗官，提高效率，并藉以达到节省钱财的改革主张。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希望能帮助大家。

北宋的庆历新政是哪三个人

宋仁宗发起的庆历新政，看上去轰轰烈烈，却只坚持了一年多

正在热播的古代传奇电视剧《清平乐》，将1000年前的北宋王朝真实地还原给广大观众。由王凯饰演的宋仁宗，一定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吧？

宋仁宗在位41年，期间发生了许多大事。其中，庆历新政是不可绕过的一大事件。这场北宋王朝的第一场改革，由宋仁宗本人发起，最终又由他亲自扼杀。从《清平乐》第31集开始，就对这场改革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绘。

在第31集里，宋仁宗将在西北边疆驻守的范仲淹召回京城。宋仁宗之所以要召回范仲淹，目的只有一个：改革。

那一年，是1043年。距陈桥兵变只有83年，整个北宋王朝刚好过了一半。

一

从宋初以来，北宋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出现了歌舞升平景象。可是，在这歌舞升平景象的背后，逐渐出现了“冗员”“冗兵”“冗费”等问题，官员越来越多，士兵越来越多，财政支出越来越多，贫弱局面初步形成，让北宋的经济情况很不容乐观。

33岁的宋仁宗，何尝不清楚这一点？为此，他将范仲淹、富弼调到京城来，进入权力核心。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主导改革相关事宜；富弼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国防部副部长），协助范仲淹开展改革。宋仁宗又提拔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参与改革。

范仲淹当时已经54岁了，这是他第一次担任如此重要的任务，感到肩上的压力很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战汗惶怖，曾不获让”。在宋仁宗的再三勉励下，范仲淹拿出了一个改革总方案，即《答手诏条陈十事》。在改革总方案里，范仲淹提出了10条措施：明黜陟（严明官吏升降）、抑侥幸（限制官僚滥进）、精贡举（严密科举取士）、择官长（慎选地方长官）、均公田（公平划分职田）、厚农桑（重视农业生产）、修武备（恢复府兵制度）、减徭役（减轻农民负担）、覃恩信（朝落实优惠政策）、重命令（注重政令统一）。

宋仁宗读了《答手诏条陈十事》后，将它公之于众，在朝廷里征求意见。欧阳修等谏官纷纷上疏，对10条改革措施发表意见。宋仁宗在综合了大家的意见后，采纳了10条措施中的9条（修武备因辅臣反对而作罢）。

二

当年10月，以朝廷任命张温之、王素等一批精明干练的官员到外地担任按察使为标志，轰轰烈烈的改革开始了。这一年是庆历三年，因此史称“庆历新政”。

范仲淹在选择按察使时，翻阅官员名单，发现不称职者，一笔勾销。富弼在一边忧心忡忡地说：“十二丈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

范仲淹毫不犹豫地回答：“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在范仲淹的主导下，一条条改革措施得以落实下去：一批能干的官员得到重用，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员被除名，官场风气为之一新。在政府的鼓励和帮助下，农业生产出现了新的起色。税负减少后，老百姓的负担得到一定程度的降低。“冗员”“冗兵”问题初步解决，使得财政状况有所好转……

三、

然而，古今中外所有的改革，都会损害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庆历新政也是如此。从庆历新政的改革内容来看，重点是解决“冗员”，这触及了守旧官僚的利益，受到他们的反对。

由于庆历新政是由宋仁宗亲自启动的，守旧官僚不能直接攻击改革措施，而是将矛头对准范仲淹，在范仲淹身上寻找攻击点。众所周知，范仲淹清廉自持，作风正派，是很难找到攻击目标的，以夏竦为首的守旧官僚便指责他在朝廷里与欧阳修等人拉帮结派，搞“朋党”。

对于守旧官僚的攻击，范仲淹爽快地承认了，只是他认为自己是“君子之党”，而非“小人之党”。欧阳修也撰写《朋党论》，提出“君子无党，小人有党”的观点，对夏竦等人予以反驳。

范仲淹和欧阳修的文章都写得大气磅礴，却在无形之中得罪了更多的官员。

四

1044年5月，范仲淹、韩琦上疏宋仁宗，请求“密为经略、再议兵屯、専于遣将、急于教战、训练义勇、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这七件事，并扩大宰相的权力，以此将改革推向纵深。

范仲淹此举，激起了守旧官僚更大的反抗。他们干了一件非常卑鄙的事情：夏竦命令家中的女仆，摹仿官员石介的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给富弼的信，信件的内容是改革派官员计划废掉宋仁宗，另立新君。

宋仁宗并没有调查这件事，可范仲淹等人却感到惶恐不安。显而易见，现在宋仁宗还比较信任自己，自然不会听信挑拨离间；可一旦宋仁宗不信任自己，那就大祸临头了。范仲淹感觉到庆历新政已经走到了尽头，就像我们刮奖时看到了“谢”1个字就能够猜测到结果，而不是非得将“谢谢惠顾”4个字看全。

范仲淹主动上疏宋仁宗，声称边事再起，请求外出巡边。宋仁宗如果真的想庆历新政继续下去，是绝对不会放人的。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干净利落地答应了，任命范仲淹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只是保留参知政事的头衔。当年8月，富弼也外放为河北宣抚使，保留枢密副使的官职。

1045年2月，随着范仲淹颁发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被废除，范仲淹、富弼、韩琦等改革派的主要官员被赶出京城，庆历新政宣告结束。这时候，离庆历新政启动（1043年10月）的日子，才14个月。

庆历新政虽然只持续了14个月，就因为守旧官僚的反对和宋仁宗的摇摆不定而提前“夭折”，但更多的人尝到了改革的甜头，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1045年，一个叫王安石的鄞县知县，正在他的辖区内进行小规模的改革试点。20多年后，王安石将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发起另外一场规模更大、影响更深远的“熙宁变法”——我们又叫“王安石变法”。